2020年8月4日，广东省高院对华多诉网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不正当竞争纠纷、章某诉网易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及垄断纠纷两案作出终审判决，认定网易公司在相关市场内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，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市场能力，依法驳回两上诉人所有诉讼请求，维持原判。

网易公司是《梦幻西游2》的著作权人，数据显示，该游戏拥有超过2亿注册玩家，历史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271万人。

章某是上述游戏的玩家，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认为《梦幻西游2》的游戏协议中，关于“未经网易书面同意，用户不得公开展示和播放本产品的全部或部分内容”，限制了游戏用户直播游戏的自由，违反了合同法和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，应视为无效。

遗憾的是，章某关于反垄断诉请的尝试，先后遭到两级法院的驳回。

对于向巨头提起类似反垄断诉讼的，章某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早在2012年，在经典的360大战腾讯案件中，360就曾经在广东高院对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提起了反垄断诉讼。最终广东高院认为“腾讯代表的即时通讯与微博、社交网络构成强竞争和替代关系，并且是全国性的市场，充分竞争，360对相关市场的定义过于狭窄。腾讯并未处于绝对主导地位，因而不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，不支持原告360的全部诉讼请求”。360再次上诉到最高法院，仍然败诉。

反垄断法和竞争法，具有高度的专业性。但为何这种专业性的分析结果，和消费者等一般民众朴素的法律直觉处理结果不一致呢？ 有时网络消费者或和巨头合作的商户，面临权益受到侵害时，可以依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等法律提起相应的诉讼或发起投诉，但这种诉讼或投诉，对于巨头庞大的法务体系和公关体系而言，无疑是杯水车薪，无法起到有效的公众监督的作用。如果是真正诉诸消费者反垄断诉讼，则相应的诉讼成本、举证成本会非常高，因为构成垄断背后需要扎实的经济学调研和市场调研。

监管网络巨头为何难？

首先，巨头的市场空间，是全国性市场、甚至全球性的市场。作为巨头总部外的异地行政单位，需要下很大的决心，才有可能在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上，和巨头公开对峙性监管。

其次，巨头从事的新经济领域具有新颖性，相应的行业标准短期内可能不太明确。只是依据一些宽泛的原则性立法，要进行实质性监督和管理，具有一定的难度，落到实处双方还要讨论行业标准问题。举个例子，在国家没有明确标准时，第一个想要监督P2P的地方机关，也要权衡“包容性监管”和“公众利益”之间的关系，监管难度很大；当后期已经有全国性监管标准时，再严加监管，行政指导、行政处罚受到挑战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很多。但这带来一个问题，就是最早发现问题时，可能可以行政指导，等到晚期问题发酵后，就只能使用刑事手段监督了。

再次，巨头有很强的公共关系能力和传播协调能力。有些巨头本身就持有互联网新闻牌照，也有成熟的记者团队、采编团队和公关团队。最近的例子，就是天猫的总裁涉嫌协调微博淡化热点的案例。所以当地方性行政机关，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，仓促的进行公开监督，可能还会需要处理对外公共关系的应付问题。

最后，巨头代表了新经济的发展方向，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和产业机会、税收。但问题是，法治就是针对违规的实事求是的调查和处罚，功过不能简单相抵，履行了一定社会责任的，可以作为处罚决定后的酌情因素综合合规履行情况考量，但不得是尚方宝剑，作为前置性因素考量。

对于章某和360这样的先行者，虽败犹荣。目前而言，对于国内的网络巨头，仍然缺乏有效的系统性监督框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希望不断有消费者和商户有类似的诉讼尝试，这某种程度上对于巨头而言，有一定的敲打和约束作用。但放到更长远的眼光里，对内从严监督、约束巨头，对巨头建立一个系统的执法监督框架，让巨头的老板也需要面对立法机关的苛刻问询，养成“实质合规”的习惯，这无疑对于巨头长远的全球发展和海外合规有根本的帮助。